所在地：江苏路，原俾斯麦路，日本时期为万年町19号
业主：格奥尔格"克鲁森
建造期：1903年至1906年
现状：楼体保存

在作为城市的青岛早期历史上，有些重要领域的专家的名字，是应该被长时间记忆的，因为，他们的贡献，在很大意义上已经突破了地域、种族、文化和殖民时代的限制。这中间，包括了福柏和他的AEPM同事卫礼贤、青岛土地政策的制定者单维廉博士、林业专家赫斯博士、科尼希医生和帝国法院的大法官格奥尔格"克鲁森。
格奥尔格"克鲁森博士（Dr.Georg Crusen）1867年5月15日生于汉诺威近郊。1886年通过汉诺威学校的考试后，先后在柏林、莱比锡、马尔普尔克的大学学习。1895至1899年在普罗伊森任候补法官，1899年成为法兰克福区法院的法官，并利用两年半的假期前往日本。这期间，他在东京担任了日本内务省和法务省的顾问，同时兼任警察学校和刑事学校的讲师。1902年，35岁的克鲁森到达青岛。
在克鲁森之前，保尔"格尔皮克和魏尔克作为两任殖民地法官，已经先后在这里工作了4年。格尔皮克1898年的夏天来到这里，工作到1900年，魏尔克在青岛工作的时间，则是1900至1902年。克鲁森博士到达青岛之前，已经通过在日本政府和警察学校的工作，获得了很大的尊敬。从1902年9月至1914年，克鲁森一直在青岛这个殖民地担任高等法院的大法官。他是三任法官里面任职最长的一位，也是最受关注的一位。和他的前任们不同，克鲁森没有住在政府提供的专门公寓里面，而是选择了在俾斯麦大街的最北面自己建造房屋。那是一块占地3238平方米的土地，建成之后，房子的北面拥有一个很宽敞的院落。那里，离总督野战医院很近。

有意味的是，在克鲁森的涉及殖民地的专业语言中，司法和医院的比喻，随处可见。
100年后，德国学者余凯思注意到了克鲁森的这个司法倾向。在《1897至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》一书中，他这样描绘了克鲁森时代的法律和医学的关系：对于殖民当局来说，法律，无论民法、私法还是刑法，都是组织殖民地，操纵殖民产物发展的重要工具。而执行法律的最重要机构则为法院和监狱。如在学校和军医院中的情形一样，在监狱和法院中，中国居民也受到了现代社会共同生活规则的教育和指导。在这背后潜伏着一套制造规范和规则的法学话语。
余凯思认为，在克鲁森时代，同医学体系一样，由德国殖民当局开创的法律体系也是驯化的工具。疾病和犯罪被视为某种受文化制约的、“错误的”生活方式的结果，而殖民政权恰恰想要改革这种生活方式。法学和医学，为进一步改造思想，提供了客观证据。
资料显示，克鲁森在1902年至1914年任胶州地区高等法院大法官，后来，和他在日本时期一样，他还兼任了1909年10月开学的德华大学的讲师。在法律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方面，这个设置在青岛西海岸的德华大学，一直是同时期中国高等学校效法的榜样。在青岛，克鲁森的收入非常高，包括殖民地津贴在内的年薪为一万四千马克。除了享受破格待遇的总督外，克鲁森是拿最高年薪的青岛官员。这可能是他可以在俾斯麦大街北面购买大面积土地建房的主要原因。
克鲁森之所以受关注，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对殖民地法律体系的“灵活处理”的观点。1913年，在论证两级法律体系时，格奥尔格"克鲁森曾这样写道：基于文化差异，德国的法律没有被运用于土著居民。不把德国的法律运用于缺乏运用基础的民族，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加强德国的国家权威，而且也有利于更好地实现经济和文化目标。克鲁森在分析胶澳地区中国居民的法律关系和法权时说：胶澳地区的土著居民是生活在这里的、人种和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，他们属于所有臣服于或者曾经臣服于中国国家政权的种族成员，只要他们还处于中国文化（或者一种与德国文化仍大相径庭的文化）的文化圈内。
余凯思认为，克鲁森在这里“以原则方式引入了一个出自推理、并且具有限定意义的他者概念，而这种限定意义足以证明在法律方面采取不同措施，实行灵活处理的必要性”。克鲁森显然相信，只要他者“还处于中国文化……的文化圈内”，就必须用别的法律尺度来评判其行为。

在当时，克鲁森博士除了自己在殖民地的具体审判工作外，还积极参与了对胶澳租借地法律制度的合法性论证和辩护。在这方面，他和在柏林大学教授殖民法和殖民政治等课程，并自1907年起成为了胶澳租借地经济和法律事务首席顾问的奥托" 凯伯讷一起，进行了许多努力。他们都一再试图从具体经历中推导一般原则，并希望这些原则可以帮助人们制订未来的政策。
在克鲁森工作的后期，他完成了包括《胶澳租借地中国人的法律地位》（载于1913年《殖民法学杂志》）和《胶澳地区中国人刑法中的现代思想》（载于1914年《国际犯罪侦查学联合会通报》）这样一些重要的研究文章。
克鲁森在1909年结婚，育有一儿一女。德日青岛之战爆发后，克鲁森应征入伍，战事结束前与家人逃往上海。对他的在俾斯麦大街占地广大的私宅，1917年8月日本方面的估价为3万日本金元。